[摘要] 21世纪是中国的“城市世纪”。1980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0%左右，2011年首次超过50%，2015年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到7.7亿，预计2020年可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
21世纪是中国的“城市世纪”。1980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0%左右，2011年首次超过50%，2015年达到56.1%，城镇常住人口增加到7.7亿，预计2020年可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在城镇化理论和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扩市建城热潮，房地产业极力扩张，城镇规模越来越大，大城市的“城市病”开始显现，许多城镇的房地产出现了泡沫现象。严酷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与农村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等等。
在众多城镇化的研究热潮中，宋元梁教授独辟蹊径，其新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关中-天水经济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住宅问题研究》一书，以西部欠发达的关天经济区农村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住房问题，把城镇化与农村转型发展及其农民居住方式转变密切地联系起来，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框架和基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内容翔实，值得一读。
纵观全书，该书主要特点在于：
，综合性强。农民住房转型问题首先是个经济学问题，农民建房还是进城买房，直接受经济能力约束；但从镇村新型社区建房设计的技术角度看，是一个建筑工程问题；若从村庄聚落演变和镇村新型社区规划角度看，又是一个地理环境和城乡规划问题；若从人口迁移变动角度看，农民住房转型也涉及人口社会学和统计学等诸多领域。本书研究以经济分析为主线，兼顾其他方法，从而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作者团队连续五年组织师生进行农村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农民意愿，并对问卷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从而得出了一系列可信的结论。
第二，主线明确。人的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农民居住社区化是农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空巢化”、“空心化”是农村转型发展中的异化现象，农村聚落积聚抑或现代社区居住是目标函数，将会产生与宅基地流转、耕地流转等土地资源整理的联动效应。社区作为居民现代生活的基本单元，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留守人口进住社区不仅有助于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儿童教育、养老医护、妇女学习交流，还可以衍生出诸多就业机会。随着县域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社区的城镇功能将更加完善，释放出更多的二、三产业从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就业的机会增多。同时，社区作为村镇居民集中居住的聚落，亦便于政府的服务与管理。没有欠发达地区农民生活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三，视角新颖。经济社会发展以资源集聚和规模使用为特征。以聚集经济理论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双重效应，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转移的城市化，形成了城市发达和农村萧条的格局。同时，农村人口减少和人均资源增加也孕育着转型发展的诸多机遇。结构转换型城市化使县域广大农村的资源面临着重新整合与优化配置，特别是农村就地城镇化、土地资源整理和农村人口结构优化。镇村产业集聚和聚落积聚是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聚落积聚是产业集聚的派生形式。农村留守人口居住社区化，是土地资源整理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
第四，勇于创新。本书作者围绕关天经济区农民住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有：一是农民居住方式转变是一种自主性的偏好选择行为。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农民身份由传统农民到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变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这个转变过程在欧洲国家历经了上百年，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才相继完成的，农民从个体劳动者到农场工人或经营者，土地经营制度从分散发展到规模化，居住方式也由发散式的传统村落演变到规模较大的现代社区。城镇化过程不是消灭村庄，而是通过规划科学整合村庄资源，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型社区。就新农村建设而言，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村庄（如韩城市党家村、礼泉县袁家村）要妥加保护，可修旧如旧，发展乡村旅游业；规划地理位置较好的大村庄，完善功能和基础设施，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提高居住生活质量；对村落小、人口少、耕地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乏的村庄，可考虑适度迁村并村，规划建设新型镇村社区（如彬县东坡村）；重点镇特别是重点示范镇，更要围绕产业基础规划好建设好居民小区，以吸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就业和安居。
二是新型社区是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农民家庭人口均衡的载体。农村留守人口现象是我国二元结构一元化过程中农民家庭人口结构非均衡的特殊表现形式，行将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而退出历史舞台。现代社区作为城镇化的末梢，农村留守人口的聚落积聚即社区化居住，既是农村现代化的标志和农村城镇化的载体，也是农村人口现代化的依托。我国进入结构转换型城镇化的新时期，迎来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与空间布局等结构向城镇转型而提升城镇化水平的新阶段，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将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窗口开启，农村人口举家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两种模式并行，实现农民家庭人口结构均衡与家庭和谐。
三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相对而言，关天区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急需向社区化居住的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社区化居住涉及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等投资，农民进住社区的投资能力和意愿是关键变量。区内土地资本价值低、流转不畅、农民收入不高、部分农民恋地情结故居情结重以及信贷困难等，形成系统制约机制。然而，政府的社区规划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及其政策引导、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的积累、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新型社区示范效应、城市社区居住文化传播等，又会形成激励机制。除依托主体经济功能区的新型社区科学规划设计之外，镇村社区的建设还是一项庞大的投资活动，丝毫不亚于城市社区的建设，仅靠政府有限的财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在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相结合的原则下，必须创新镇村社区建设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包括外资）参与，借鉴国际上通用的PPP（公私合营）等模式运作。
由于现有研究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民居住集聚的文献数量有限，尤其在定量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这对于书中定量分析结果的比较和验证带来不便，所选用的方法适用性和准确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检验；受调查样本数量和变量设计等限制，书中的统计数据来源显得不尽全面，而且研究中采用了几套不同年份的调查数据，制约了研究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未能对农村留守人口的非意愿迁居行为进行深入调研，导致对策研究留下了一定缺憾。总之，书中所提观点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农民居住方式转型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课题，而是与包括地理学、建筑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兼容的综合型研究课题，需要多角度的系统观察、研究，方能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总之，本书的出版、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类研究的空白，能为关心农民住房问题的各界同仁提供充分的研究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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