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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地产 建得快也要防止死得快

云南信息报   2011-09-30 10:21

[摘要] 毫无疑问,目前,投资者对商业地产的投资热情已接近疯狂。无论是供应还是需求,卖家和买家都把商业地产当成了赚钱机器。

毫无疑问,目前,投资者对商业地产的投资热情已接近疯狂。无论是供应还是需求,卖家和买家都把商业地产当成了赚钱机器。

然而,过热的商业地产必然会造成泡沫,无论是二三线城市写字楼的出租和商铺经营,未来真的就能红运当头吗?卖出去,买下来,这只是开发方面的两只推手,如果未来形不成旺盛的商业氛围,如果进入写字楼的中小企业无法产生扎堆效应,那么后期写字楼会不会成为一座空楼?商铺会不会成为一排空铺?

2011年9月27日,《中国经济周刊》以《银监会内部警示:商业银行暂停商业用房按揭贷款》为题,做了一则深度报道,文章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断纵深发展的当下,商业地产的发展已经让监管者担忧并引发联想:商业地产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麻烦制造者”。

产生这一担忧的直接应对是,“今后,各银行须严禁个人消费贷款用于购买商业用房,且今后凡是利用贷款购买的商业用房应为已竣工的房源。银行要密切关注投资投机活跃并且未采取限购等措施的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

风险是肯定会有的,以我所在的这座三线城市为例,虽然没有实行限购,但去年一年所卖土地达到了1万多亩,众多地产巨头都来了,万达的商铺尚未开盘,就被很多人提前登记,像抢白菜一样提前排起了队。一位大学刚毕业进入万达这个项目工作的售铺小姐,一个月提成就拿了8万元。

而去年的地王,由于位置距离市中心有段距离,目前尚未开盘,但政府要求商业地产配比必须达到4成。据当地的业内人士估算,就是把这座小城的所有企业都搬进去,也用不完。

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卖地时的附加要求商业地产的配比额度,成为了冲动的“地方政绩”。用房地产开发的名义,既提升城市所谓的外观品位,也实现了地方政府的赚钱。

商业地产的火爆本不可怕,关键是怕火爆背后没有控制力,地方政府对于商业地产的后期规划,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如果仅仅是加速推动了建设规模,而忽视了后期营造商业氛围,那么这样的商业地产必然会埋下危险。建得快,需要防止死得快。

有家商业广场的公寓开盘,还出现了整层购买现象,一个人拿出一两千万买下一层楼,如果是个企业老板也就罢了,而这位买家完全就是个投资客,他并不想在这里开什么公司,准备捂个年把就抛货走人。

显然,商业地产里充满了投机的氛围。如果银行再放纵而不泼泼冷水,未来的商业地产就会制造出一批批死楼,到那时,则悔之晚矣。

 

(来源:经济参考报)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国五条”自2010年9月29日出台以来,限购、限贷、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监督问责等“五大利器”在楼市调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一年来,在这些调控政策影响下,楼市成交急剧萎缩,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尤其是一线城市房价已连续两月止涨,虽然二、三线城市房价仍呈现涨势,但涨幅不断收窄。房价拐点渐行渐近。

调整 需求锐减房价冷热不均

按照“新国五条”规定,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城市,要在一定时间内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其后超过20个城市限购。2011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其后43个城市限购。

一年来,在“限购令”影响下,需求锐减,限购城市与非限购城市房价呈现冷热不均的态势。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限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均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量环比减少了29.3%,限购范围内的二线城市也减少了23.3%。

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二、三线城市限购令疑云加重市场观望情绪,楼市“红9月”风光不再。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近两周监测的35个城市中,有20个以上城市楼市成交量同比下降,12个以上城市成交量跌幅在30%以上。上周监测的重点城市中,仅武汉同比上涨,其余城市成交量皆同比下跌,除深圳外,重庆同比下降幅度皆超过5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房价拐点日渐显现,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已经连续两个月止涨,二三线城市也接近步入止涨区间。其中,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和7月份持平,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涨幅为0.02%,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涨幅为0.01%。他预计9月份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均有可能下降。

紧绷 上市房企平均负债高企

“限贷”、资金回笼不足,再加上有限的融资渠道和高昂的融资成本,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逐渐加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54738亿元,同比增长23.4%。国内贷款8889亿元,同比增长5.1%,利用外资633亿元,同比增长71.5%,自筹资金22253亿元,同比增长33.8%。

在资金不断趋紧的情况下,房企业绩也在不断下滑。据Wind统计显示,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截至9月29日,已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的33家上市房企中,有11家三季度业绩预增,占比为33%。包括阳光股份等在内的5家企业三季度业绩预减,且净利润下降幅度均在60%以上。有7家亏损,其中,鑫茂科技首次出现亏损,亏损幅度达5800万元,其净利润同比下滑幅度达1229.81%,位居亏损幅度首位。

广发证券此前根据2011年上市房地产公司披露的中期业绩报告统计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5.3%,创下近5年来的高点,A股上市房企整体负债总额达到了10921.43亿元,同比上涨41.29%。另据中原地产统计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房企资金杠杆率已是2.46,创近5年来新低。

德佑地产研究主任陆骑麟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表示,导致眼下高负债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开发商缺乏相应的政策预期;另一方面,开发商一味追求高回报、高利润。从目前来看,开发商死扛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降价是促成有效成交的有效途径之一。未来一段时间内,开发商应该加大推盘及打折促销的力度。

启动 沪渝试点房产税改革

有媒体29日披露,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接受采访时表示,重庆是大城市中没有采取限购的城市,因为房产税已经发挥作用了,重庆市的房价连续很长时间都在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排名中靠后。此时,距国家有关部委明确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整整一年。

今年1月27日晚,上海、重庆分别对外宣布将于28日起正式启动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这令楼市调控再度升级。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安体富表示,房产税改革有利于为地方政府确立主体税源,有助于地方政府摆脱对卖地收入的过分依赖,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产生一定作用,能够增加购房者的房屋持有成本,有利于打击投资投机性需求。

相当一部分人期待房产税改革能够使房价迅速趋于理性回归,抑制房地产过热。不过,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孙钢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原来寄希望更多的是与房价的关联度,现在来看,这种希望可能有估计过高的成分。对房产税的效应恐怕还需要有新的认识,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安体富也表示,从调节房价的角度,房产税能发挥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待解 保障房需完善法律和制度

国家统计数据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保障房开工率达86%,按此进度,今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开工目标不难达成。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商品房开发累计投资额同比增长33.2%,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25.8%。今年以来房屋新开工面积的增速始终维持在高位,保障房建设力度加大成为其最主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专家认为,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实现房屋回归居住属性的一个长期解决路径,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性住房数量的增加,将有利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和改善供需矛盾。事实上,为加大保障房建设,督促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政策,鼓励企业参与保障房建设,政府出台了一些涉及土地、融资、税费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出台及时、力度不断加大、措施更加具体,对我国的保障房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的保障房在法律、制度和政策上还需要完善。

中指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报告认为,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保障房建设缺乏法律保障。我国还没有实施住房保障法,各个地方政府建设保障房没有法律约束,再加上行政考核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进行保障房建设的动力不足。

其次,保障房建设、管理机制不健全。目前,我国的保障房建设没有明确的成熟模式,缺乏制度设计,保障房的运营、管理机制不健全,涉及这方面的政策内容很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金融机构等相关机构的探索积极性不高。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保障性住房的质量监管在一些地方仍然有不少漏洞,监管工作艰巨而迫切。各地在保障质量的方面一定要制订好有关政策、明确监管部门和相关责任,采取行之有效的监管手段。

提升 问责制尚未发挥明显作用

“新国五条”出台时规定,要严格施行问责制,对调控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相关负责人要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这曾经被认为是“新国五条”中最严厉的一条。但令外界疑惑的是,并没有看到因为房价高涨而被问责的官员。有业内人士坦言,欲通过问责制度落实调控政策直到房价下行仍有难度。

今年7、8月份,二三线城市因为房价上涨过快催生新一轮“二三线限购令”。住建部曾将部分二三线城市列入限购名单,并有意约谈这些城市的负责人。但该名单随后被住建部证实“不再出台”。

高策地产顾问董事长李国平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调控政策落实过程中,问责机制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基本得到了抑制。但是总体而言,问责的作用仍然有限。

李国平认为,除了没有明确标准和目标,问责制本身也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各地的市场情况不尽相同且相对复杂,所以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和目标出台。到了落实层面,地方政府就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从近期一些二三线城市在执行新一轮限购政策上的抵触情绪和博弈态度,可以看出问责制度的无奈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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